签约家庭医生，使寻常百姓享有个性化健康服务成为可能，针对个体的无病预防、慢病管控、疾病诊疗也会更加精准。从社会层面上看，百姓与家庭医生间更加亲密的关系，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；健康关口前移，从治病向“治未病”转变，将大大降低社会总体医疗支出；形成分级诊疗，将减少患者就诊的盲目性和对大医院的“权威崇拜”，其意义不止于缓解大城市、大医院的看病难，更在于真正打通医疗资源向基层转移的“下沉”通道，实现当前有限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合理使用。同时，家庭医生的普及，也是科学健康知识的普及，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时挤压虚假医疗的生存空间，有效降低类似“魏则西事件”发生的概率。

 

　　从前期部分地区的试点来看，家庭医生的模式，得到了公众的正面评价和响应。各地对签约家庭医生的居民，都推出了一些“优惠”措施，比如，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向大医院的对接转诊、获得专家号源、预留床位，增加医保支付比例等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随着签约家庭医生的全面推开而至普及，这些“优惠”措施的效力必然会被稀释，吸引力也会相应下降。最终，完全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家庭医生签约，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本位上来。

 

　　家庭医生的本位，离不开“信”“任”二字。

 

　　所谓“信”，是让签约百姓对家庭医生有信心，相信家庭医生能帮助他们解决健康问题。这个“解决”，当然不可能是从此百病不生或是随时药到病除，而是相信家庭医生能为自己制订最佳的健康保健和疾病诊疗方案，并确保方案能得到有效实施。

 

　　百姓的“信”，是与家庭医生的“任”——能够胜任、愿意承担——紧密联系的。这与家庭医生的个人能力、工作态度有关，更需要制度保障和监管。

 

　　家庭医生所承担的健康管理和慢病管控，是一项细致复杂却不容易“出彩”的工作，其特殊性在于，工作越出色，价值越隐性。这大大增加了对家庭医生绩效考核的难度。这既是对家庭医生职业操守的考验，也是对相关考评规则的制定者、执行者、监管者的考验，既要避免形式主义导致的事实放任，也要汲取单纯以少数指标量化为考核依据的教训。

 

　　至于由家庭医生构筑起的分级诊疗体系，对管理者来说，着眼点是“分级”，但对公众而言，最看重的却是自下而上各个层级之间能否便捷高效地对接，这样的制度运行，作为个体的家庭医生无法掌控，却是“家庭医生”计划的成败关键。因此，从制度设计上，管理者视角必须服从于公众视角，切不可一厢情愿。

 

　　只有这样，家庭医生才能有其“信”、担其“任”。

 

　　同样不能忽视的，是家庭医生的薪酬待遇的提高、成长空间的提升和职业成就感的培育。在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中也多有涉及，更需要在现实中尽快落到实处。

 

　　只有这样，家庭医生才能恒其“信”、乐其“任”。